印光大師為什麼被稱為凈宗十三祖

　　法師對於佛法的理解，絕不脫離世間而虛妄談佛。他啟示弟子的是從「人乘」直達佛乘的一條學佛路線。在他的《文鈔》中有這樣幾句話：「敦倫盡分，閑邪存誡，諸惡莫詐，眾善奉行，真為生死，發菩提心，以深信願，持佛名號。」即是從人倫出發，在處理好上下左右關係的同時，盡自己的本分，把屬於自己的那一份工作或責任做好。法師的話是極平易樸實而又見根本的。由於法師是由儒而入釋的，所以，法師在用文鈔教導在家弟子時，談佛法而兼談儒學。然這是出於談論之方便，並非是混淆儒佛之間的界限。所以他說：「儒佛之本體，固無二致，儒佛之功夫，淺而論之，亦頗相同，深而論之，則天地懸殊。」又說：「儒佛二教，合之則雙美，離之則兩傷。」法師有鑒於我國自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後，自漢至清2000年來，都以儒學為主流。想要用佛法普度眾生，非現身說法不可。正因為法師援儒入佛，他一以教化儒門弟子，一以維護佛教，苦心孤詣，非菩薩心腸莫能為。

　　法師勤修佛事，廣著文章。1924年，法師就以「常慚」之名在《佛學叢名》上刊載文章，為讀者嘆服，法師的名字就是從那時開始漸為人知的。1917年，天津的一位居士將法師給友人的三封信印行，並題名《印光法師信稿》。1918年，該居士又將法師的文稿20多篇在北京印行，題名《印光法師文鈔》。后加上文稿數十篇，合訂成二冊，法師對於佛法的見解遂流行於海內。由於法師的文章佛理深邃。文義典雅，深入淺出。易於理解，故人人爭讀。就連梁啟超讀了法師的文章也備加讚歎，謂「印光大師，文字大昧，真今日群盲之眼也。」法師一生致力於弘揚凈土宗，他之於凈土宗在全國的勃興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法師第一次在上海弘揚凈土是1918年，那時他正在揚州刻經院刻印《安士全書》；1919年，法師再次同高鶴年到上海，與簡玉階兄弟(南洋煙草公司創始人)及諸居士相見，法師詳細解說凈土法門，簡氏兄弟和其他居士一起授發心供養千餘元作為刊印經書的資助。后簡氏兄弟還創辦了凈土道場——上海佛教凈業社的社址。1922年，法師因校印經書一事，由普陀到上海，住在太平寺。各方人士來信皈依的很多。由於法師大量印行《安士全書》、《印光法師文鈔》以及凈土經論近百種，宣傳凈土，上海皈依他的人日益增多，凈土宗從此在上海興盛起來。1922年，上海世界佛教居士林成立，提倡凈土的念佛法門。1926年，上海佛教凈業社成立，併發行《居士林林刊》、《凈業社月刊》。法師的凈土宗負由此傳播到全國各地，各地的居士林、凈業社、念佛會、蓮社等居士團體如雨後春筍，勃然興起。1928年，由於在上海人事日繁，法師遂於1930年結束了在上海校印經書的事宜，於1930年2月離開了普陀山，到蘇州報國寺閉關。走之前，將印行經書之事交給明道法師，1935年，明道法師去世。印此法師以75歲高齡之軀，自任主持流通之事。

　　法師在報國寺閉關期間，在佛課的餘暇，重新刊行《凈土十要》，增編《凈土五經》，並修寫了普陀、九華、五台、峨眉四大名山的山志。四大名山志均於1937年由弘化社出版發行。除此之外，他在閉關期間，刊行增廣文鈔的續編。

　　印光法師一生弘揚凈土，人人皆知，但是，法師難能可貴之處還在於通宗通教，密護諸宗，這種思想反映在他的三篇重要論文中，即《宗教不宜混濫論》、《凈土決疑論》和《宋版大藏經》。從這些文章中可以看出，法師對於禪理也是十分透徹的。他在文章中，針對講經教者每喜談禪宗而指摘時弊，指出禪人誤解。第二篇文章雖名為凈土決疑，內容也是密護禪家宗旨。兩篇論文，都深入淺出，實有發前人未發之處。他的第三篇《宋版大藏經序》文，指向五宗，「律、教、禪、密、凈，五者名目雖異，理體是一，可專主於一門，不可偏廢於余法，如由四門而入一城，如以四時而成一歲。其相互維持互相輔助之功，非深悉法源者莫能知。」反映了法師密護諸宗的深意，說明了他的佛學思想是以整個佛學為歸宿的。

　　皈依法師的弟子遍及國內外，遠及南洋，不下10萬人。但法師攝受居士弟子，多而不濫。1934年，孫傳芳自天津來函求皈依為弟子，法師沒有收錄，介紹皈依北平的某位法師。名僧弘一法師很仰慕印光法師的人品道德，敬重他象菩薩一般，想拜他為師，居然拜三次，才終於如願。第一次是來信求拜，印光法師謙辭不收；第二次來信要求拜師，依然不答應收作徒弟；第三次，弘一法師用香火燒自己的臂肉，以「臂香」拜師，這才得到印光法師的同意，收為弟子，共結法緣。隨後，印光法師請弘一來到他身邊住了半個月，言傳身教。而且，法師教化居士弟子，雖宿儒也不寬容。例如前清老探花馮夢華，曾任安徽巡撫，喜寫草書，平常人認不到一半，他寫信給法師，法師指出他寫的字太草了。後來，他在給法師寫信時，則改用楷書。

　　印光法師為人坦誠，不圖謀虛名，且風骨嶙峋，他80歲生日時，召集僧眾道友講話：「道友正在為我籌辦80壽辰祝壽活動，感謝大家一片赤誠好意，不必辦了。我個人反對搞祝壽活動。社會上有些人為了顯示權勢，擴張勢力而辦壽，也有些人為積財、為揚名而辦壽，他們都把祝壽引為光榮。可是我印光以為可恥。」當法師說到「可恥」二字時，面紅耳赤，白髮炸散，聲音洪亮，堂內一片肅穆。日偽當權之時，日本軍官拿著日本修訂的《大藏經》送給靈岩山寺，有些青年僧人認為是日本人看得起，才把最好的《大正大藏經》送給法師。可是法師卻委婉地說：「我們這裡的僧眾都是念佛僧人，不是研究經文的僧人，請把你們這麼好的《大藏經》轉送給有關研究人員吧！」法師拒絕了日本軍官的贈送。

　　法師雖然精通種種佛法，而自行勸人，則專依念佛法門。他的在家弟子，有許多是受過高等教育和在歐美留過學的。可是對於佛法之哲理，法師絕不和他們一起高談闊論，只是一一勸其專心念佛，這種作風對弘一法師也有很大的影響。無怪乎弘一法師於1924年在給居士王心湛的一段話中說：「朽人於當代善知識者，最服膺者，惟是法師。」以弘一法師的名望與見解，對印光大師如此崇拜、敬重，足見法師在佛教界的聲名與威望。印光法師的一生，誠如弘一法師的評價：「弘揚凈土，密護諸宗，明昌佛法，潛挽世風。所攝皆具慈悲，語默無非教化。三百年來，一人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