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問題，北京的底線在哪裡？
穩固的中國國家認同，也是中央權力對香港未來發展進行定位的基礎。要建立穩固的國家認同，就需要儘快、全面、有效地在全香港的中小學開展豐富多彩和形式多樣的國民身份認同教育，從源頭開始建立起香港未來一代對國家和民族的認同感與自豪感。
還有一項重建政治信任的基礎政治條件，即香港社會要對國家安全承擔起政治和憲制責任。
實際上，基本法已經授權給香港特區，按照自己的法治傳統「量身訂做」國家安全的立法，未來這一立法過程將由香港特區自行主導、開展廣泛的公眾諮詢、受香港社會全方位監督。當然，立法只是第一步，只有在立法和執行兩方面都具有實質效力的國家安全機制，才能真正體現出香港社會維護國家基本政治秩序的決心，有效回應北京的核心利益和底線關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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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這一工作始終被香港社會延宕的話，那麼不但無助於恢複信任，反而會對香港已有的自治空間造成大的損害。
總之，香港社會政治觀念的轉變是最基礎、亦是最重要的工作，應當及早著手進行。香港本地的各界精英應在這一進程中放下成見、率先垂範，起到引領而非阻礙的作用。
「港獨」
歷史上最早的「港獨」思想與組織，發軔於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但七十年代之後，「港獨」思潮和運動均被「民主回歸」的浪潮取代，幾乎被歷史所遺忘。
「港獨」主義思潮的再起，乃是循「香港自治運動」和「香港獨立建國」兩種約略相似、但互有差異的話語體系作為基本論述，輔以借「台灣獨立」運動的本土主義、本土優先、本土利益等民粹口號，主要訴求是要在政治、社會和文化層面上切斷香港與中國內地的聯繫，要求實現「香港民族自決」，在香港建立脫離中國管治的獨立或半獨立的「自治城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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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組織方式上，新世代的「港獨」主義組織最初往往藉助網際網路，以快聚快散的形式組成，成員也較為低齡，並使用從「獨立建國」、「命運自決」到「全民制憲」、「本土優先」等烈度不一的口號標語。
同時，本土派的抗爭運動也逐漸向更加激進化、有組織化和暴力化的方向發展。無論是焚燒基本法、展示港英殖民地旗幟、還是襲擊內地遊客、製造爆炸性武器，無不反映了香港的激進反對派運動正在極端化的道路上愈行愈遠。
「港獨」思潮在香港「九零后」群體中的傳播，標誌著香港政治對抗圖景中的主要矛盾，極有可能已經發生了三項主要轉變。
第一，香港政治對抗的主題和主要訴求有可能已從八十年代以來的「爭民主、爭普選」迅速轉變為「爭自決、爭獨立」，香港回歸以來的民主之爭有可能轉化為後「佔領運動」時代的「統獨之爭」。香港發生的政治對抗將首次超出本地範疇，對國家的統一、安全和領土完整產生直接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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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香港政治對抗的主要形式有可能從1997年以來和平、非暴力的社會運動轉變成暴力、激進的大規模破壞行動和「勇武抗爭」，將對社會安寧、公共秩序和特區管治造成直接威脅。
第三，在香港反對派政治力量中一直以來佔有主導地位的「民主回歸」派（亦即傳統意義上的「泛民主派」）有可能已被迅速邊緣化，並為更年輕及更激進的政治勢力和組織所取代。
這三項主要變化，極有可能會徹底改寫香港在二十一世紀的政治圖景。日益激烈的「反中」情緒和「抗中」行動又被某些政治派別操弄和放大，被社會其他成員默許和姑息，甚至放任和縱容。這些情況都是根本上不利於中央和香港之間建立互信關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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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新的「港獨」思潮和力量的挑戰，在香港社會建立新的底線政治共識——「基本法共識」一一將變為北京在未來極為緊迫的任務。
這個「共識」將要求：在後「佔領運動」時代，無論香港的政治力量處於意識形態光譜的什麼位置，接受並認同由基本法所釐定的政治秩序、政治規矩和政治原則，應是任何個人和組織參與香港公共政治生活的最低限度的前提條件。
變局
香港的回歸（包括回歸前的中英談判），在中央方面，主要是由出生於二十世紀初期的老一代政治家所主導完成的。
這些老一代政治家親身經歷了中國積貧積弱的年代，感受到香港和中國內地在經濟發展和文明程度上的強烈對比，對香港始終高看一眼，具有特殊的感情。他們在處理香港問題上往往傾向採取非常寬容的態度，對於香港社會的不和諧聲音和做法也具有較高的寬容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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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隨著年輕一代中國官員走向港澳工作的第一線，以及內地主要城市與香港之間經濟和制度差距的縮小，老一輩政治人物這種特殊的歷史情懷和現實考量，未必能被成長經歷截然不同的新一代中國精英階層繼承下來。可以想見，隨著時間的向前推移，中央政府對香港事務的處理將越來越日常化、專業化和行政化。
未來「港人治港」如何在香港落實，部分取決於年輕一代中國精英階層在多年以來積累而成的對香港的觀感、看法和態度。
特別是隨著兩地交流的日益密切，瀰漫在香港社會的「反中」情緒和歷史遺留下來的針對內地的習慣思維經過大眾媒體的渲染，勢必對年輕一代中國政治、經濟和知識精英階層對香港的觀念和態度產生極大的負面影響。
無論是高度自治本身還是未來可能的政制改革，香港社會各派勢力首先需要釐清的，是自己政治活動的根本目的所在。
高度自治也好、特首普選也好，其目的應該是為了改善香港的治理，促進香港的民生、解決香港的實際問題，而不是為了對抗中央權力、改變中國主體政治秩序甚至醜化中國國家認同。
只有擺正了這個位置，香港的高度自治和政制改革，甚至「一國兩制」本身，才可能得到北京最大程度的支持和祝福。
香港的泛民主派，如果繼續把自己定位為中國中央政權的挑戰者和顛覆者、甚至政治「異邦」的構建者，而不是「一國兩制」框架下香港本地自治事務的討論者、批評者、監督者和合作者，不僅會令其自身逐漸消逝於歷史的宏大進程之中，而且有可能葬送「一國兩制」下香港本已享有的高度自治。
總而言之，未來香港社會與中央政府之間的政治信任度越高，香港在「一國兩制」之下享有的自由度和自治空間就越大，中央對香港的管治就會越以繁榮穩定為主要目標；反之，則「一國兩制」之下的自治空間就會被收縮，對香港的管控就會更以確保國家及政權安全為主要目標。
「一國兩制」是一個高度互動式的制度安排。
中央和香港社會之間的政治信任度越高、香港社會的中國國家認同越穩固、特區對中央的底線關切和核心利益的維護越堅決、特區政府和社會對國家安全的保障越有效，特區所擁有的「高度自治」的程度也就越高、自治空間就越廣闊、來自中央的政治約束也就越寬鬆、特區政制民主化的道路也就會越通暢。
因此，「一國兩制」發展到今天，香港的「治」與「亂」、「興」與「衰」乃繫於香港社會一念之間的選擇——
是承認中國的主權，對中國主體的政治秩序保持尊重，從而在「一國兩制」架構下尋求最大的自治空間，並保持香港的核心價值觀和生活方式不變？還是一意孤行，逆潮流而動，不斷挑戰北京的管治權威和主流的政治秩序，最終成為整個中國政治體系中的「異己力量」或「反叛之源」，並因此不得不面臨越來越嚴厲的政治管控？
香港的未來，真真確確繫於香港社會的一念之間。
（來源：俠客島 文／閻小駿 香港大學政治與公共行政學系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