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問題，北京的底線在哪裡？

位置

邊陲，按《辭海》的解釋，就是邊疆。香港位處中國大陸的南大門位置，就地理位置而言是名副其實的邊陲地帶。

在政治邊陲和政治中心之間的信任程度，是決定政治核心將採取何種政治態度與管控政策來治理邊陲地帶的關鍵因素。信任，是政治中心與政治邊陲之間的永恆心結。

如何處理龐大國土中的政治邊陲，從來都是中國政治主體的重要任務。邊陲若不靖，國土則不安。從歷史到今天，中國政治處理邊陲問題往往遵循五個原則。

第一，是領土統一原則。任何邊陲地帶如果出現武裝反叛、獨立、顛覆性內亂或者與外國政權相勾連，可以預期的是來自權力中心的毀滅性打擊。

第二，是主權治權不可分原則，既行使主權、也行使治權。譬如，即使在交通極為不便的時代，清廷仍在西藏設立駐藏辦事大臣，直接監管西藏的治理事務。中國政治中從來沒有分割主權與治權的傳統。

第三，是文化多元主義原則。中國政府對於國土疆域之內的邊陲地帶採行文化多元主義的治理手法，允許不同於國家主體文化的地方特殊文化在邊陲地帶存續和發展，一般不加干預。

第四，是地方自治原則。中國政府對於邊陲地帶的治理，從傳統上始終給予較大的自治空間；中央亦尊重邊陲地帶特殊的政治秩序。

第五，是國家認同原則。中國歷代政府在處理政治邊陲事務時，一個共同的要求就是邊陲社會必須建立起穩固的國家認同，並通過日常行政和社會生活表達出來。國家認同是否穩固，直接決定中央權力對邊陲地帶採取「剿」還是「撫」的政策。

從古到今，這五項原則構成了中國治理結構中處理政治邊陲事務的政治基礎。

自香港開埠到1997年回歸的近一個半世紀里，香港始終遊離於中國主體的政治結構之外，是極為特殊的邊陲。中國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和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成立這兩個歷史事件，標誌著香港再次成為中國大一統的治理體系的一部分。

「一國兩制」的安排，恰恰旨在保證香港在「港人治港」和高度自治這兩項原則下，在崇尚大一統的中國政治中，這是特殊之特殊的安排。

高度自治不是完全自治，更不是獨立。既然京港關係屬中央與邊陲之關係，那麼前述的五項政治原則是全部適用於香港治理的。

作為政治邊陲的香港，無論是自治空間的存續還是未來發展的保障，都離不開妥善處理自己與政治中心的關係。關係中的核心要素，是政治信任的問題 。

更明確地說，能否建立政治信任，就取決於香港社會是否能夠建立中國的國家認同、接受國家的政治秩序、承認國家的管治權威、維護國家的安全利益和尊重國家的代表標誌。

底線

中央權力對於政治邊陲的治理是具有底線關切的。

底線關切是權力中心在邊陲地帶最關注的核心利益和優先事項。這些關切是否得到邊陲社會的切實回應、相應的核心利益是否得到有效保障，也是決定中國歷史上，中央權力對邊陲地帶或戰或和、或剿或撫、政治管束或松或緊的具體政策。

在毛澤東時期，中國領導層對港奉行「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方針，中央的底線關切是香港作為中國通向西方資本主義全球市場的重要通道的地位和作用能否得到維持。正是在這個底線關切下，中央政府採取了對港澳暫時不動、充分利用其獨特地位的辦法。

第二代中央領導層在香港的底線關切，則可用八個字概括，即：「順利回歸、平穩過渡」。

2003年以後，中央在香港的底線關切逐步發生了變化；而這個變化過程是因應香港社會的實際狀況和特區政治中漸次萌生出的新情況而產生的。十八大之後，中央政府和駐港機構主要官員的歷次發言均清晰體現出，中央在港的底線關切已全面轉變為「國家的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

這三個要素，勢必成為將來相當長時間內北京研判香港局勢和調整對港政策的關鍵考量，勢必構成未來中央政府對香港的新的底線關切。

觀念

變局之下，唯有建立起中央權力與香港社會之間的高度政治信任，「兩制」之間的迴旋餘地才會更大，「自治」空間才會更靈活，「港人治港」也才能落實得更有效。舍此一端，別無他途。

要構建新的政治信任的基礎，關鍵就在於香港社會能否在未來的時間裡與北京建立起健康及良好的工作關係；這其中，轉變觀念或許是其中最基礎的步驟。

就香港而言，這起碼關涉到三方面觀念的改變——

第一，香港社會亟需改變自己面對國家主體政治秩序時的歷史優越感，和或有或無的不以為然心態。回歸后的香港，政治上不應再繼續是西方國家陣營的一員，而是標準的中國政治體系的組成部分；這是一個無法逆轉的政治現實。「一國兩制」尊重兩制之間的歷史差異，但並非意在兩制之間區分高下。

第二，香港社會亟需改變或明或暗的、以「高度自治」來抵抗中國影響力、抵制北京管治的觀念和做法。既然北京有自信允許香港實行與國家主體不一樣的制度，就不會嘗試讓香港「大陸化」或者強行轉變為所謂「一國一制」。香港社會亦需要以高度自信來踐行「一國兩制」，敞開胸襟與國家主體部分展開交流與合作。

第三，香港社會亦有必要逐步建立起民族自信、國家自信。經過漫長的殖民統治，香港社會對西方抱有微妙的仰慕情緒是可以理解的。回歸多年以來，由於香港並沒有進行徹底的「解殖」工作，本地華人精英階層的某些人始終不能放棄以高等華人自居的態度，在西方和中國內地面前都無法以平等姿態、不卑不亢地處理彼此關係。

北京大學教授強世功曾以精當的語言批評過這一現象。他說：

長期的殖民教育使得香港的部分精英以臣服的心態對西方世界全盤認同，喪失了對香港歷史進程的客觀判斷力、反思力和批判力。

他們在自由、平等和民主這些文化價值上，認同香港屬於英美西方世界的一部分，而不是中國的一部分。

換句話說，在文化價值和政治認同上，不少香港精英內心中其實認同英國這個「國」，或美國這個「國」，而不是中國這個「國」。

轉變

實際上，承認和接受中國的主體政治秩序和北京對香港的主權權威，對於香港的自治空間，不但無損而且有益。

因為，在「一國兩制」的框架下，唯有「一國」這個指定動作做好了，「兩制」才有更大和更廣闊的自由發揮空間。

在「一國」的問題沒有得到切實保障的情況下，北京和特區政府的注意力都會被牽制道這個最重要的問題上來，無益於解決香港所面臨的其他更加緊迫的「在地」議題，特別是民生問題。

同樣，香港「逢中必反」的輿論環境也需得到根本性轉變。在回歸之前，由於香港社會習慣性對內地妖魔化的心理和殖民地政府長期的「拒共」宣傳，使得香港的輿論環境發生了極大的扭曲。香港社會的大眾媒體以競相報導中國內地的陰暗面為己任，「逢中必反」，對中國內地的方方面面極盡妖魔化之能事。

如此集中地對自己的主權國日復一曰、年復一年地進行「轟炸式」的醜化報導，世界罕見。

出於愛護香港的自由法治和獨特性的善意，1997年以來北京對此保持了極大克制。但如果這樣的輿論環境在未來長期不得到根本性的扭轉，不但中央與香港社會之問難以形成信任關係，且對於「一國兩制」的影響將是災難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