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生命的最後時刻：忍受病痛折磨卻一聲不吭，看見紀錄片中的自己露出羞澀的笑容

1997年2月，也即舊曆丁丑年正月，全體政治局常委都接到通知不要出京，留在家中待命。不是發生了什麼意外變故，而是一個既定的進程日益迫近終點：鄧小平走到了他生命的最後時刻，醫院的報告說他已經病危。自從1994年春節以後，他就再也沒有公開露面了，境外的媒體就像那個總是高喊「狼來了」的孩子，至少100次說他「病危」，他卻在京城裡自己那個四方形的院落中，過得既舒適又灑脫。這一次沒有誰說什麼，可是「狼」真的來了。

只有他的家人和黨的新一代領袖們知道這個消息。根據醫生解釋，他的心臟健康，肝脾也好，沒有老年人常見的糖尿病或者前列腺炎，致命的問題發生在神經系統，這在醫學上叫做「帕金森綜合征」，是一種沒有辦法根治的疾病。「他患帕金森征的時間也長，治了十幾年呢，」吳蔚然說，「到後來，越來越差。」疾病蔓延到呼吸器官，一發不可收拾。

1996年12月的一個清晨，他一覺醒來，覺得呼吸不暢。按照過去多年的習慣，他本應走到衛生間里去洗臉刷牙，然後坐在一個小方桌子邊上喝一杯茶，開始吃早餐，有牛奶和雞蛋。秘書通常在這時進來，把他要用的東西放在辦公室里——眼鏡、手錶、放大鏡，還有一摞文件和報紙。他把這一天剩下的大部分時間花在辦公室里。這裡有一個辦公桌，但他不喜歡坐在那裡，通常是坐在一個單人沙發上批閱文件或者翻看報紙。他喜歡看地圖，喜歡翻字典，有時候看看《史記》或者《資治通鑒》，但他更喜歡看《聊齋》。他喜歡打橋牌、游泳、看人家踢足球，但他最經常的運動是散步。他喜歡散步，對他來說，那是鍛煉，是休息，也是思考。有人說這是他當年被貶時離群索居在南昌郊區那個小院子時養成的習慣，那條著名的「小平小道」就是他在那三年裡踩出來的。現在，在京城中心他家的院落中，也有這麼一條小路。每天上午10點鐘，護士就會進來，提醒他出去散步。他的貼身工作人員王士斌精心丈量過這個院子，說它長50米，寬40米，繞院子一圈是188米。還說，「中國的許多重大決策，是他在那條小路上邊散步邊思考出來的」。可是這個早晨，他覺得自己什麼也做不了了，咳嗽不止令他不能正常呼吸，不能下咽食物，更無法完成他的這些活動。身邊的醫生已經不能應付這個局面，只好把他送進醫院。

▲鄧小平晚年連續七年在上海過春節

從他的家到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醫院（也叫三○一醫院）不過十公里，可是在那一天，這是世界上最漫長的十公里了。「沒有想到，他這一走就再也沒有回來。」卓琳後來這樣說。他的車子經過京城最重要的街道長安街，經過天安門廣場和中南海的新華門，經過熙熙攘攘的西單路口、復興門和軍事博物館，一路向西駛去。這是一個非常時刻，可當時沒有人意識到這一點。中南海里一些最重要的領導人，在1月份還到外地去巡視了——李鵬去了遼寧，李瑞環去了海南，喬石去了江蘇和上海，朱鎔基去了重慶，胡錦濤也按照計劃出訪南美三國。多少年來，中國人判斷政治氣候冷暖的一個依據，就是黨的領導人是否在公開場合露面，現在看到這些人的行蹤，他們就覺得天下太平，卻完全沒有注意到黨的最重要的領導人江澤民始終坐鎮京城，那些已經出京的領導人們，也不像往年那樣和四方百姓共度春節，全都縮短行程，匆匆趕回京城。

從外表看上去，北京一切如常。

元旦那天下了小雪，把京城變成一片白色。對北方人來說，這意味著吉祥和豐年。可是在三○一醫院，看不到一點喜慶氣氛。鄧小平的病房設在院子南端一棟小樓的頂層，一條汽車匝道從地面一直延伸上來。病榻周圍總是站著很多人，還有些醫生護士進進出出，但有時候只有隨身醫生黃琳和他在一起。他看到電視裡面正在播放一部紀錄片，就凝神看起來。有一陣子，他的精神好一些，可還是看不清楚電視屏幕上那個遠遠走過來的人是誰。

「那邊，走過來的那個，」他問，「是誰啊？」

黃笑了：「那個是您啊。您看清楚了。」

那個人走近了。他終於看到了自己，動動嘴角，笑一笑。黃告訴他，這電視片名叫《鄧小平》，是中央電視台剛剛拍攝的，有十二集呢。他什麼也不說，只一集一集地看下去。黃知道他耳背，聽不見，就俯身靠向他的耳畔，把電視裡面那些頌揚他的話一句句重複出來，忽然感到這老人的臉上綻出一絲異樣的羞澀。直到五年以後，黃還能記得那個瞬間：「不知道我形容得準確不準確，就是被表揚以後不好意思的那種感覺。」